過了些時候，我們終於收到了判決書，哥哥被以「參加叛亂組織」的罪名判五年有期徒刑，五年期間不准與親朋會面。後來，我們輾轉知道他被關在台北青島東路。五年到了，我們天天打開信箱，媽媽每天坐在門口等郵差，但是任何消息都沒有。哥哥曾有一位難友一直努力地在尋找我們，因為他有一張哥哥的照片，要親手交還給我們（編按：指受難者吳大祿）。三年前，偶然的機會，他由我的朋友探聽到我們的消息。那次，他到L.A. 慶祝他母親一百歲的生日，特地來San Jose 將哥哥的照片親手交還給我們。之前，他曾為我們去保安司令部調我哥哥的檔案，那一次，他也把當年的判決副印文件全部交給我們。
從那些檔案，我們才了解，原來哥哥的五年徒刑到了，軍法處原擬加罪三年，總統府卻駁回謂「應嚴為複審」，那即是死刑的意思，事由是「匪性難改」犯了判亂罪。因為哥哥在綠島受改革新生訓練時， 偷偷寫了一紙條給他進獄之前就認識的女同犯( 名叫黃采薇，同夜被捕 ) 。這張小紙條，被擴大解釋為他企圖教育黃女，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甚至於企圖把她納入叛亂的組織。就是判決書上定死刑的原因。我唸師大大一時，每個星期送些東西去監獄給他，他會叫人送紙條出來給我。有時紙條上會寫著： 東西已收到；有時寫著：再幾個星期後，不用再送來這裡。他被調來調去，有時新店，有時又被送去綠島。最後一次，當我送東西去，拿到他的紙條上寫著：「 下下星期起，妳不必再送東西來了… 我多麼希望可以從監獄的狹縫裡看到在路上走過的妳。」我心中感到很大的不祥。
不久，哥哥就被槍決，日期是1956年1月13日，只有26歲。
爸爸接到領屍的通知時，由伯父陪他一起上台北。兩人一大早就在綿綿細雨中去師大女生宿舍找我。那時我正在期考，所以他們沒告訴我什麼消息。爸只說因為很匆促，所以沒帶什麼東西給我。 平時他都帶很好吃的食物給我，而且西裝畢挺，但這次兩個人穿便衣，臉色蒼白，顯得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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