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前輩，或是替他們寫信（每週只限三百字一封信，而且要檢查）。而上山砍草、搬運木頭，或是灼熱的海邊揮動著大鐵鎚打咕咾石等重勞動，就由大我們幾歲的「同學」已經在社會上各行各業做過事的，幫助我們、替我們這些文弱書生多擔當，在這裡也跟在監獄的時候一般，「政治犯」都充分發揮了在苦難中互助合作的人性善良的一面。島上遇到不少臺中一中的學長和同學，但不屬於同一個中隊的即使白天放出來勞動的時候碰了面也嚴禁交談。只有一次遇到教代數的王漢章老師拿著掃把打掃院子，看我從他身邊走過去，小聲叮嚀：「自己多保重身體，無論如何要忍耐、要堅強的活下去。」此後我多想找機會走過同一個地點，盼望還能碰見他，可惜始終未能如願，後來就聽說他已經被送回軍人監獄。

在漫長的坐牢歲月裡，依靠三哥和五弟寄錢、寄東西接濟我。我並不知道當時家庭生計如何，只是猜著應該不會怎麼寬裕。有一次向同學借到一本余光中翻譯的《梵谷傳》，讀到梵谷小弟（記得叫做西奧吧）一輩子百般幫助他那位瘋瘋癲癲的哥哥。想起自己弟弟因我被捕而輟學，小小年紀負起家庭生計又要接濟我。幼弱身軀曾經在冷冽的東北風中兜售醬油，令我對著《梵谷傳》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由於高中畢業不久就因高二時期讀書會案子被抓進監牢，周圍又多的是差不多同樣遭遇的年輕人，因而在我自己的心海中，臺中一中的六年多加上被囚禁的十年時常混淆起來，構成好長好長的 「求學時代」。 火燒島做苦工的日子，在山上割草或海邊砌石頭，我常對著分隔自己和故鄉老家的蔚藍大海，高唱義大利歌謠「歸來吧！」或“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想著家人也想著我這輩子可能已無緣再見到的意中人。等待晚點名之前的時間在營舍前廣場散步，仰望天空有一輪明月高掛，一曲「思鄉曲」格外令人想念母親。青春就這樣在汗水和失去自由的痛苦中慢慢消蝕，不敢奢望終有走出牢籠和家人重逢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