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知道江國梁導演企圖拍攝這部影片時，我們首先是被蔡焜霖先生的特質所吸引的。從來沒有一個政治受難者像他一樣，由「政治牢籠」出獄後，沒有立刻被關進另一個更大的「社會牢籠」。他一邊讀書，一邊在出版社上班，開始學習各種知識與技能。先後進入金融徵信新聞報、寶石出版社、東方出版社、文昌出版社，最後進入國華廣告。1966年離職，自行創辦《王子雜誌半月刊》，這本發行了400期的雜誌和葉宏甲的《諸葛四郎》一樣，是上一代台灣小孩共同的記憶，是「正統」教育外的「精神糧食」。更奇特的是，蔡焜霖沒有因為自己的身份而與過去劃清界線，雜誌社反而因為大量進用「政治犯」而成為情治單位盤查的重點。這種弱勢關懷弱勢的情懷，也促成他們日後挺身而出，贊助紅葉少棒的原動力。也是許多年後我們才知道，當年率先支持紅葉少棒的不是媒體所說的一般台灣人，而是在「王子雜誌」工作的「政治犯」。

因為水災導致財務危機，1969年《王子》停刊。蔡焜霖考入國泰人壽，再從廣告部門，一路當上國泰美術館館長，董事長及副董事長秘書，和百科文化事業總編輯。認識他的人總覺得他像是一個「謙和的大老闆」，永遠細心地聽取晚輩或屬下的意見，然後不吝提出他發自內心的想法與建議。他是威嚴與親和力的綜合體，樂觀而且陽光。他多變與奇特的一生，應該是每一部紀錄片求之不得的題材，而我們當時也是這麼認為。

多數政治受難者都不願意讓人再次去觸碰自己的傷疤，即使是最親近的家人也不敢造次。他們長期活在禁聲的國度，獨自在黑暗的角落療傷。他們的故事也就這麼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灰飛煙滅。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的社會對原住民、老兵、外配的理解，可能比政治受難者多得多。當你跟週遭的人談起政治受難者時，最常聽到的一句反問甚至是：「他是冤枉的嗎？」。於是，看到蔡焜霖在影片一開始說：「我還有一件工作還沒做…」時，一種不祥的遇感立刻迎面而來：我們當時對影片的設定錯了？他像是一位離群索居數十年的「野人」，一回到人間，一學會說話，就把積壓多年的苦悶一股腦地宣洩開來。他的每一句話都像雙面刃，深深地刺痛我們和他自己。刺痛我們？因為我們對發生在身旁的悲劇一無所知而羞愧；刺痛他自己？因為他講著講著，手在空中畫了一段拋物線，然後說：「啊…！不要再講了…！」。在那一剎那間，關於紀錄片倫理的問題，已大剌剌地擋在我們面前，無論是對紀錄片工作者或觀眾都是如此。影片要繼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