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麼繼續？我們有權不顧別人的痛苦，貪婪地想知道故事的後續？但，就在我們猶豫時，蔡焜霖稍一回神，重新找回了他敘事者的角色。像是永遠少了一塊的拼圖似地，繼續把故事講下去，他適時地赦免了我們的罪惡感。但影片呢？《白色王子》不是應該有王子嗎？還有他在國華廣告巧遇改變一生的貴人，他在國泰人壽如何意氣風發，又如何在人生頂峰時，因為一件直到今天都還是經濟（或政治？）謎團的「十信風暴」而再度跌落股底？

故事終究沒有峰迴路轉、沒有高潮疊起，它卡住了！因為蔡焜霖想起他的好友蔡炳紅和楊俊隆，連帶翻開白色恐怖史上陌生的一頁：「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這段冤案起因於一件邀功不成的蠢事，因為管理階層強迫政治犯「自願」在身上刺上「反共抗俄」等政治標語不成而惱羞成怒。為了平息上級不悅，他們不惜遷怒無辜的政治犯。一張公文在官場間游盪，即便心中有疑慮，知道事實有違公理，所有人在體察上意與官場倫理的壓力下層層簽字。縱使事關十幾條人命，所有人毫不反抗地讓悲劇「順其自然」地發生了。

拍片過程中，我們長期徘徊在對一部完美紀錄片的期待，對紀錄片美學與倫理的思考，和讓蔡焜霖把「工作做完」之間。最後，雖然明知沒有任何一部影片裝得了全世界的苦難，我們還是選擇讓蔡焜霖把苦難講完。原因是我們看到「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執行槍決公文上，那些被挖掉「槍決後」照片的缺口。這些照片原本是要向當時的總統蔣介石，證明人真的已槍決的證據。現在，國家檔管局以為了保護當事人為由而蓋掉了，但在拍片過程中，照片又離奇地浮現在我們的眼前。證據在歷史的河流裡，以不同的姿態、不同的作用與時間出現，但「眼見為憑」的功能還是一樣的。於是，我們又得選擇讓證據回到他原本的位置。

我們有沒有為了拍片而「不擇手段」？只能說，雖然我們（江國梁導演與紀錄觀點）無意傷害任何人，但難免有人會因這部影片而受傷，尤其是對蔡焜霖和受難者家屬而言。說我們沒有因此而內疚，那完全是騙人的；同樣地，沒有能夠完成一部關於蔡焜霖，混合陰暗與陽光的生命奏鳴曲，說我們沒有遺憾，那也是騙人的。問題是，在拍片途中，我們遇到了比紀錄片還重要的東西。也許，對蔡焜霖來說，生命中最大的愧疚是：「我的朋友都死了，而我仍然活著！」而這…，也是《白色王子》最後為什麼沒有王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