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影像化必然是二十一世紀相當重要的歷史呈現和傳播形式。但是如果對於歷史的影像證據不足時，這時口述歷史自然扮演起重要角色。
「台灣民主國成立那一天很熱鬧，各地的代表都聚集艋舺參加送印，我那時候也親身去看過遊行隊伍。送印的是排成整齊的隊伍，由艋舺送去的，總統印是銀製的，用黃綢布包紮，上面還插著金花一對，放在四腳香亭中，這四腳香亭是秀才扛的。送印的遊行隊次序是民主國的藍地黃虎旗領先，繼後是旗牌執事、四腳亭、大鑼、地方代表、進士、舉人、士紳。隊伍很長，經過的時間約達一小時。在營盤頂集合後，經過北皮寮、龍山寺、新店頭、舊街、直街仔、草店尾、祖師廟、新起店，過了河溝，由西門進城，入撫台衙舉行儀式。因為儀式不准閒人進入，所以我無法進入參觀。」 陳豬乳的口述歷史為台灣民主國提供了生動的第一幕。拍攝歷史場景，需要有人物、有情節、有場景，有舞台，為模擬送印隊伍的行進路線，在勘景上，選擇富有歷史意義的一級古蹟基隆海門天險二砂灣砲台，取其現地空曠拍攝遊行集合地點營盤頂，在中影文化城拍攝台北城內尋常市街場面，至於民主國成立的舞台巡撫衙門，則是選擇遷建至植物園內的二級古蹟布政使衙門。由於日軍進城後，亂兵燒毀部分建築，後來日軍以此地作砲兵隊營使用，之後便遭拆除，因作軍事用途，巡撫衙門的傳世資料影像很少。
首先在這個歷史舞台登場的主角是唐景崧，觀眾則是群集在衙門中庭的上百官民，復原這個歷史場面需要許多細節的努力。根據文獻，廣場上掛著許多燦爛的旗子，美術道具曾試著探尋旗樣，但並不可考，可見大歷史的敘述往往遺失許多民生細節，往往只有在我們嘗試以影像反向思考歷史時，人民歷史才逐漸浮出自己的輪廓，鮮活起來。 在送印隊伍經過市街的畫面中，一位西裝筆挺的外國人士，也就是歷史現場的報導人美籍記者 James W. Davidson ，從他留下的記述得知，當時參與大典的只是少數「民意」，尋常百姓仍然過著自己的日常生活，揀茶少女像往常一樣地揀著茶，木匠、油漆工們也一樣忙碌著工作；巡撫衙門聚集的是熱衷此事的士紳官民，人群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央畫著一隻尾巴略顯過長的老虎的藍地黃虎旗，那是「台灣民主國」的國旗。 台灣民主國成立的那天 目前國立台灣博物館所收藏的雙面上彩的台灣民主國旗，是日治時期由高橋雲亭摹製日本皇宮振天府收藏的複製文物（長 264cm 寬 330cm ），因年代久遠呈現棉質黃化的褐色；有趣的是文獻記載為「藍地」的黃虎旗，根據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的 XRF 科學檢驗結果，卻未發現染色處理的色料殘留。由於這牽涉到歷史科學鑑定問題，因此製作團隊最後根據民國四十二年畫家林玉山模製的複製品（長 840cm 寬 96cm ）來製作；片中飾演製作黃虎旗的師傅，則由任教世新廣電系的李泳泉教授客串揮毫。
接著登場接印的主角唐景崧，傳世的唯一黑白照片並不清晰，請教任教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的蘇旭珺教授後，依照巡撫官階二品大員的蟒袍章補樣式，斥資定作全新官服。拍攝現場，導演陳麗貴親身指導飾演唐景嵩的演員揣摩當時接下民主國印信的矛盾心理，沒有成為大總統的喜悅，反而一籌莫展面露無奈，去反映他對未來局勢變化忐忑不安的心理狀態。 相較於電視戲劇慣常使用的戲服，製作團隊針對清軍服裝也作了一番努力。 《禮密臣細說台灣民主國》 所描述的台北城清兵服裝是這樣的：「普通兵的服裝是一件顏色鮮明的大袖短衣，上面鑲一條深色闊邊，短衣上前後中心部份，各綴有一塊白色或淡紅色或黃色的直徑約三英吋或十英吋的圓形印布，剛好在心臟位置」。同時參考《故宮珍藏人物照片薈萃》、《中國古代服裝史》、《 Chinese Clothing 》所載清兵傳世照片，綜合判斷以《西仔反 - 清法戰爭與臺灣》特展所展出的清國練兵團圖繪及展出服裝，藍色上衣紅色緄邊較為可信，但因穿著?褲機率較低，經服裝顧問建議下搭白褲定裝。 在此需要提出說明的是，清兵原本不需繫上腰帶，純粹是因拍攝方便考量而加繫腰帶。另外，台灣民主國巡撫衙門場景也有出現幾名差役，服裝雖與清兵大同小異，但經考據中間的圓補印有直向「巡丁」兩個大字，上方並印有一橫向小字，可能為府衙名稱， 特別在穿著上與清兵不同的是，褲口是敞開的。 民主國最後一幕，也是悉心考據所呈現的象徵畫面，當時僅用黃粉繪製的老虎被微雨淋溼，虎形湮沒，象徵了台灣民主國的曇花一現。 台灣割讓日軍到來的慘況
當台灣交割手續在基隆外海完成後，六月的基隆市街一片恐慌騷動，因為聽說「番仔兵」已經來到瑞芳了，有些剛經跋涉的清兵則陸續進到基隆來；六月三日基隆外港響起轟然的巨砲聲響，東方高地上也出現「番仔兵」的蹤影，槍聲此起彼落。午後下了一場滂沱大雨，扼守基隆的要塞獅球嶺已無法再守，基隆也隨即陷落。在這場短兵相接的戰役中，日軍攻台的定裝，主要參考來源有《攻台圖錄》以及一張「日軍近衛師團由旅順出發攻台前」的照片，近衛師團是甲午戰爭末期被派往遼東半島的天皇親衛軍，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準備登上軍艦著黑色軍裝的軍人身影。 戰爭場面 ， 在目前台灣演員資源有限及預算壓力之下，必須依賴大量的臨時演員，對導演來說造成莫大壓力。以當時現代化的日本近衛軍團來說，配備的是最遠射程可達三千公尺的連發式改良村田鎗，舉凡尋找掩護、舉槍瞄準、射擊或中槍、倒地，這一連串的軍事動作，可馬虎不得。雖然無法仿效好萊塢模式將二、三十位的演員送去接受短期軍事訓練，但是在現場拍攝，每一個 OK 的鏡頭都可能是導演親自示範到腰扭傷，演員也摔了十多遍，才完成的。 至於拍攝場景基隆 槓子寮砲台的兩軍追擊場面，幕後必須倚賴整組製作團隊的緊密配合。首先 道具師先在道具槍槍管中填充包裝好的火藥並將引爆開關藏於板機；緊接著爆破師傅出馬，將道具血漿及微量的火藥一起包裹在預計中彈的清兵身上，並將引爆開關藏於袖口附近，拍攝時由演員自行引爆；接著在兩軍追擊路徑暗藏數個爆破點，拍攝時由爆破師傅統一控制，最後由導演來調度場面，喊 action 之後，射擊、中槍、倒地的時間點須彼此配合，只要 NG 一次，以上動作就得重來一遍。當然最後還得由化妝師來幫中彈死亡的清兵做特殊化妝，才算大功告成。
基隆攻防戰是一場激戰，據報當時守備軍隊死亡計 250 名，負傷無數。重回到歷史現場，也就是今日 中山高速公路經過大業隧道所穿越的山嶺－獅球嶺，作為進出臺北盆地的必經之地，一經失守，日軍便長驅直入台北城。 日軍進城前市街房屋起火路人逃竄的一幕，選在台南白河片廠拍攝。白河片廠是民國七十九年李岳峰導演?拍攝連續劇【愛】而搭建，由日式及光復初期的木造建築組成，之後只要是以日治或光復初期背景的戲劇，多半必須到此片廠取景，有時也會發生彼此場景雷同的窘況，從這一點也可凸顯台灣對於歷史建築的保存不力，具時代背景的場景非常難尋。 日軍進入台北城，最為人熟悉的是一張《台灣的風景繪葉書》中的進城想像圖，不過這張圖的繪者並沒有親眼目睹這一刻，為了突顯軍容壯聖，於是把北門街畫得比實際比例寬闊，建築物比例也跟著失準，這一點在《古地圖台北散?》有提供兩相對照的北門街實景照片及說明。 日本初期殖民統治的悲哀
從歷經五個月的「全島平定」軍事行動進入初期殖民統治，『打拼 — 台灣人民的歷史』劇本以吳德功作為歷經這一段時期的觀點人物。當時人們一聽說「番仔」要來，有人或躲避或歸順；有一些人為了在亂世保衛鄉土，就以幾個村庄的小範圍聯合起來「走番仔反」。吳德功身為彰化秀才，站在士紳的觀點，才會把部分紀律不明的地方角頭或走番仔兵當成土匪，這是要特別提出來澄清的。 劇中，吳德功的家宅選擇以身分階層相近的二級古蹟舉人李金興古厝；而吳德功所招募操練保衛彰化的鄉勇團練，特別商請文化大學國術系學生飾演，實際上他們分別擅長不同武術，甚至是國術比賽的常勝軍，不過要扮演清末的鄉勇，確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膚色不夠黝黑。 演出前，在化妝師的協助下，這群具功夫底子的演員，全部都得先美「黑」。導演原先打算營造鄉勇的「軍容狀盛」，後經擔任本片製作委員的歷史學者提醒，當時的鄉勇素質老弱皆兵參差不齊，功夫高強恐與史實不符，所以導演以推軌拍攝取代了機械手臂的使用，改由一套動作簡單紮實的拳法來詮釋當時的鄉勇。 最後的八卦山一役，拍攝台灣民兵遭掃射，戰事一面倒的狀況，因為當時抗日民兵平均每十人才可能分配到一把獵槍或木砲，大部分都是使用劍或竹槍，從死傷人數也可以看出雙方戰力懸殊。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些中南部民兵的抗日勢力抵擋，「黑旗軍」劉永福也無暇另起台南的台灣民主國，等到十月劉永福逃離台灣，清國官方勢力完全退出台灣。 如何講述「西來庵事件」？
台灣在進入現代化過程中，民間卻發生一件帶著濃厚宗教色彩的抗日事件，那就是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 由於西來庵事件的「義和團」色彩濃厚，若要呈現起事者余清芳的螢幕形象，必須十分謹慎，但是在戰後省文獻會紀錄中，他是「台灣先賢先烈」之一人；在所號召起事的群眾中心中，他是「大明慈悲國」宗教領袖；在日本政府眼裡，他是鼓吹迷信的流氓土匪；在其它民間印象裡，歌謠傳唱「余清芳、余清芳，趕走亭仔?王爺公，王爺公沒保佑，害死蘇仔志，蘇仔志沒仁義，害死鄭仔二」。余清芳究竟該是哪一個余清芳？ 在考究歷史記錄，仔細端詳當時模糊不清的「押收證據物品照片」後，我們認為，安排若干 刀劍干戈，符咒、旗幟等宗教法器相當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在余清芳的演出上，儘管刀劍符咒上身，仍然希望表演是節制而中性的，這意味著並不能未經思索地再現余清芳「起乩」神棍的歷史形象，爾後處理抗日英雄也是如此。 余清芳等人當然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民族革命的意味無庸置疑。只是，當時中國的辛亥革命已經完成，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已告一段落，余清芳缺乏共和思想或憲政概念，幻想著「我朝大明國運初興」，讓其反抗行動停留在舊有革命思潮，同時也為台灣漢人的武裝抗日劃下時代的句點。
「外型」一直是日治時代歷史人物演員選角的重要原則之一，雖然外貌可經由服裝及化妝來補強，但如果想要扮演「台灣文化協會」創立者林獻堂的角色，演員本身就必須具備一種知識份子的特質，因此一直苦無適當人選。開拍在即，導演陳麗貴靈光一閃，情商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系主任陳儒修出面扮演。拗不過導演的友情攻勢，教授初試啼聲成為螢幕新人。一場「文化演講」的戲，鏗鏘有力的福佬話演說，讓陳儒修大吃螺絲，大嘆演員難為！ 之後，每逢林獻堂入鏡， 便經常看到陳儒修提前到拍片現場，苦背劇本，堪稱是最敬業的新人。 當時文化協會的活動，除了夏季學校、文化演講等，最能親近人民生活的莫過於蔡培火於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巡迴電影隊「美台團」。為了表現「美台團」深入鄉間、收費低廉、親近民眾的性格，製作團隊場景特地選擇在 苗栗縣後龍鎮迴天宮 ，以人民公共集會生活中心的 廟埕前，進行 露天電影放映會 。夏夜晚風，伴隨風琴伴奏，再加上「辯士」（默片解說員）生動鬥嘴鼓的解說，這種另類文化啟蒙的教育形式，開啟了普羅大眾的新文化視野。不過只要遇到辯士「偷渡」批判殖民當局的內容時，日警往往會急忙大喝，發出「辯士中止」的命令。 一九二一年，由林獻堂所領導的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台灣與東京展開。議會運動刺激了正在台北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的醫師蔣渭水。他是促成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的最關鍵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