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說：「工程能使城市變大，只有文化能使城市變偉大。」為此，三年前馬英九在訪歐洲期間，從翡冷翠專程飛到法蘭克福，請出了以『野火集』燒過一代青年思想的作家--龍應台。

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一千天裡，雖然各界褒貶不一，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文化局的成立是對台北市影響最大的事件之一。

蔡康永(以下簡稱蔡)：龍應台在華文作家裡面，特殊的位置包括了她的書，有的時候是影響人，可是有的時候是感動人，講到影響人的書的話，『野火集』當然是沒有別的書可以取代，可是如果講到感動人的話，我手上拿的這一本『孩子你慢慢來』，讓很多沒有做過母親的人都覺得非常的感動。

可是我在看這本書裡面的時候，看到一篇文章，龍應台她講說其實曾經考慮過要結紮，在生完了兩個小孩之後，她覺得這樣就夠了，又有人把龍應台擔任文化局局長之後，台北市的文化局當成是她第三個孩子。那我今天要來請教一下龍應台，作為一個母親，或者作為一個官員，這個說法真的能夠成立嗎？你生了兩個小孩之後，就覺得這樣是一個你滿意的狀態了對不對？

龍應台(以下簡稱龍)：不是，那是因為我年紀太大了，不能生了，如果再年輕十歲二十歲的話，我很願意生七個小孩，一家人就可以完整的排出一個白雪公主跟七個小矮人...

蔡：你們也可以演水滸傳，你就要生一百零八個，這太恐怖了。我看到書上講說，你後來開始做文化局以後，你有點感覺說其實那好像很艱難要生一個嬰兒出來，從無到有，你做一個母親，真的有這個感覺，還是說你只是在形容那個文化局創辦過程中，從無到有那個折磨跟痛苦？

龍：文化局的創辦，當然過程非常的辛苦，但是過程辛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容詞，可能形容說這好像是爬山，然後背上揹著什麼一百公斤的沙包，但是我沒有那樣比，我確實是把它比作像母親帶自己的小孩，這個意思是說，它之考驗於我這三年的是無盡無止的需求你的付出，包括你的時間你的忍耐，你完全失去發脾氣的自由，你甚至於完全失去說悲觀，就是我就要被打倒了，我就...I have depression，我明天不工作了，這種自由全部都剝奪，讓我想到只有跟你在保護自己最脆弱的孩子的時候，你會容許這種情況發生，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像。可是一生扮演的角色當中，各有取捨，如果你要扮這個角色，你就得犧牲另外一個角色曾經享受過的尊嚴或者是自由。

蔡：那這對龍應台來講，當文化局局長，並不是第一次有這個感受。如果在看『孩子你慢慢來』裡面，龍應台其實有跟她小孩說過說媽媽不快樂，那小孩問說你幹嘛不快樂，她說就是做媽媽得犧牲一些別的事情，是本來不當媽媽的時候，可以好好的發揮人生的這些想像，那雖然整本書看下來，你顯然知道龍應台是當母親當得很樂的，她把沒有當母親，只實現自己人生夢想的女生，形容為冷若冰小姐，那個是你虛構出來的總體象徵，所有不能夠享受當媽媽的樂趣的女人的名字，叫做冷若冰。你在當媽媽的時候，其實就已經理解了作為母親，即使是這麼甜蜜的一個負擔，你都還是會覺得不甘心，還是會有不快樂的時刻，那當文化局局長，就不是第一次體認到這件事...

龍：所以你得犧牲掉原來那個角色所享有的自由，我不能夠又是自由女性，常常到巴黎去看戲，然後到法蘭克福河邊的酒館，去跟詩人鬼混，同時又是一個照顧孩子的媽，我只能選擇其中之一，那麼做了文化局長之後，又捨棄了那個媽的角色，來做這件事情，那心裡還一直在渴求說，奇怪了，為什麼我不能同時都有？我為什麼不能夠又做文化局長，為台北市的文化建設打一點基礎，同時又有兩個可愛的小孩在我身邊，然後又有丈夫在家裡等著我，稀飯做好了洗澡水放好了，否則要不然就是說有個男朋友也好，然後我原來的家，有花園的家都在這裡。到了五十歲發現，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事情，有了這個一定要捨掉那個。

蔡：為什麼男性官員常常下了班還能夠被跟監，拍到花天酒地的景象，女性官員就會這麼慘的，過著全部都是公務的生活呢？是你特別？

龍：跟男女沒有關係，你看馬英九也沒人跟監，因為他一天十七個小時的工作，如果真的去跟的話，是完全不好看。那我的情況完全一樣，如果有一個鏡頭，一直跟著我，跟三年也跟不出什麼東西，你如果從我那個巷子裡頭往六樓去這樣照下去的話，一定會看到有鐵窗，一根一根鐵窗的後面，站著一個龍應台，她的眼睛貼著那個鐵窗往外看，因為外面有一棵芒果樹。

【古人做官來幫自己加油】
蔡：你在受訪問的時候有提過說，哥德去當過威瑪這個小地方的圖書館館長，結果種了一棵樹，到現在那棵銀杏樹還活著，你還去摸過那棵銀杏樹。你當初接下了文化局長這個位子的時候，是有想過所有文學史上有哪些作家做過官，來給自己打氣嗎？
龍：有！當然有，尤其是我們中國古代的，我常常放在心裡，像是歐陽修、司馬光、蘇東坡，尤其是蘇東坡，更多的是司馬遷，那司馬遷當然不是做了官，可是他在那一個體制裡頭所受到的挫折，而因那個挫折所發出的這個感想，對我是有非常大的震撼作用的。安慰自己的時候，我常常看蘇東坡，就是再慘也沒有慘到被流放，或者是說像司馬遷受宮刑，對一個人格整個的屈侮跟折斷，在最極點，把你打倒在地，然後踩在地上的時候，你如何保持自己內心的尊嚴，所以在這三年之中，當我再回去看司馬遷的東西的時候，常常看得會熱淚盈眶，以前不懂的都懂了。
蔡：台灣的政府官員實在很少像龍應台這樣子，才上任第一天開始就大量的引用古文，上任典禮上，她引用論語裡面的幾個角色，來形容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市長馬英九還有當時的自己龍應台，在做文化局局長之前的自己是曾皙，做了之後是宮西華，這些恐怕對於一般的市民，尤其是看電視的人，如果不愛讀古書的話，真的不知道她在講誰、講什麼事情，那我們翻開在文化局長三年之後這本『東歪西倒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這個文化局所整理出來的成績報告書時，我們也看到龍應台用了任公子釣魚來作序，那好多人看到任公子釣魚，還以為是武俠小說裡面出來的角色，結果看了半天，龍應台在文章的最後，就引用了莊子的原文，講了任公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可是原文也挺難的，就是我看了半天，大概意思就是說：有一個人好會釣魚，然後用了五十頭牛來做餌，釣了很久，就釣上一頭好大的魚來，沒有這個見識的人，就老是拿小小的鉤子，小小的餌，釣一些不堪看的小魚，意思是說文化大概是一個長久的事情，所以你要用很大的力氣釣很久，就可以吃很久。那你這個習性就是？就是你還是文人習性嘛，你用這些字也不解釋給我們聽，也不翻成白話文，然後就這樣要自己做功課？這是你訓練我們文化素養的一個方式嗎？
龍：對，我沒有寫白話文出來，而且你看懂看不懂隨你。是這樣的，你知道張之洞在一百多年以前，曾經提出一個書目問答，這書目問答等於是一個書單，那這個書單是全國的讀書人大家共同會讀的那種東西，那也就是說在那個時代，我們所有的知識份子，比如說蔡康永跟龍應台坐下來，我們要列出來你我共同都讀過的古典的東西跟現代的東西，它是完整的，也就是說用英文來講，它有個Comment stock of knowledge共同知識圈是很完整的，那麼讀書人之間是有...語言是一樣的，那現在這個社會就不一樣了，全部都散掉了，然後中間沒有交集，那麼什麼東西可以使一個知識份子圈或者讀書人能有一個交集？我覺得古典是一個不可放棄的東西。譬如說：我以前讀過古文觀止，讀過司馬遷讀過史記，但是當我現在這三年做官，把前面的東西全部都讀過一次的時候，我發現我以前從來沒有懂過，我現在才懂，所以所謂古典的意思，當它成為經典的意思是說它是放諸四海而皆準，而且你兩千年之後再去讀，它還經得起考驗，也就是它就是人類的結晶。我們的語文裡頭最美好的東西，那你沒有任何理由，用什麼光碟、電子或者是Internet，來作為一個理由說那個東西是不重要了。你可以說我這樣做在抵抗目前這一個膚淺的狀態。

【精準的文化眼光】
蔡：龍應台其實在做文化局局長的時候，有一些時候顯示她的文化視野，真的不是她因為做了官以後才出現的，比方說最有名的一個例子是，她看準了高行健，要請他來台北市當駐市作家，那在做這個邀請之後半年，高行健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那高行健也實踐他的承諾，並沒有因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廣泛的受到全世界各一級單位的熱烈邀請，就遺忘了小小的台北市的邀請，而依然堅持說當選諾貝爾得主之後的第一個行程，還是要到台北市來拜訪，這個當然也顯示了龍應台當初邀請高行健的時候，並不是衝著諾貝爾而去的，可是當然作為作家龍應台本人，我得問一下就是...你可以不答，因為這是一個有點危險的問題，就是高行健得諾貝爾的時候，你很服氣嗎？

龍：我沒有想到服氣不服氣，我只有想...第一，諾貝爾獎對我而言，它從來不代表所謂的等級，諾貝爾文學獎對我而言，有兩個意義，一個意義在文學上，只是說這個人的作品值得看，只是如此而已，某一個形態的推薦；第二個意義是說書、閱讀、作品，都也是文化商品，那文化商品的流通，它有一個一定的機制，在這個機制裡頭，諾貝爾獎是一個行銷策略非常成功的一個作法，一個品牌，對我的意義只是如此，所以就沒有什麼服氣不服氣的問題。那麼高行健這個人他...我還碰到過很多作家，文字也都不錯，但是連思想都沒有的人很多，高行健這個人是非常有思想的有深度的，而且也確實是非常的博文好學，所以就這一方面而言，我應該說，當我知道高行健得獎的時候，我一點都不覺得...你知道有些人得獎，會讓你覺得很羞愧，怎麼是這個人來代表中文來得獎，高行健我就完全沒有這樣。

蔡：起碼是稱職的代表，對...那你在替台北市文化局邀請外來的作家的時候，你採用的標準是什麼？

龍：有些能講，有些不能講，就講高行健吧。當初他還沒有得到獎，我請他來有一層意思，高行健這樣的人，流亡在沒有中文的世界裡頭，那有很多的創作者，當你長久的離開你的語言那個土壤的時候，他會漸漸的枯萎，雖然說他好像在法文世界裡也如魚得水，但是我當時是想要照顧他的創作靈魂，給他台北這個中文環境，說不定會使他的作品更豐富，所以是這個用意。

那麼另外當然也是說，他來到我們這個小池塘，也能夠讓我們這裡面相濡以沫的這些魚，有些新鮮的空氣進來，所以是雙向互惠的。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層次呢，我是認為台北在整個華文圈裡頭，相較於所有其他的城市，它是最有資格成為所有的華人的文化母國的地方，所以我是希望說像高行健，還有其他的凡是用華文寫作的，不管是外國人用華文寫作，或者大陸人馬來西亞人，我都希望在台北創造一個環境，這裡就是你出版的中心，這裡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最多的讀者，而且最高的敬重的地方，所以高行健是在那樣一個背景底下，我請他來。那另外當然也有，不太好說的是說，我也有投資的心理在，為台北投資，到現在還是在做的，我當然一定也會繼續挑選哪一些有可能成為大家名家的人，希望在他成名之前就來到台北，用這樣的一種策略的話，我可以把台北推出去，在國際的文化版圖上增加台北的能見度，所以這個是一個策略的思考。

【放長線才能釣大魚】
蔡：台北市的市民或者說台灣的一般民眾，長期以來都不太覺得文學跟他們的實際生活有太密切的關係，就像我們作為一個讀書節目，其實也常常感覺到我們要介紹書的範圍的時候，其實並不能夠經常以文學作為一個主要的獵取的方向。

可是龍應台擔任文化局局長這個職位的時候，她邀請了一些所謂的駐市作家，就是外地的作家，不管是華文世界或者非華文世界的到台北來住一段時間，然後又放他們走了，有些市民或者議員就會問龍應台說：這到底什意思啊？你會逼他們留下一本報告，叫台北日記？或者是逼他們以後寫小說的時候，要把背景放在台北嗎？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的話，那我們這些錢不是白花了？那如果對於一般不喜歡閱讀的市民來講，更覺得台灣本地人寫的書我都不看了，你找外地人來，他將來用德文寫，還是用印度文寫，這我怎麼可能跟我有關係？所以你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龍：五十頭牛要丟進東海裡頭去，才能夠把魚釣回來，而且要給魚時間。事實上，國際藝術村已經運轉了一年，能夠得到這樣的預算，就表示是說議員們其實也看出了這件事情的重要，我持續的邀請國際的藝術家、電影導演...
蔡：你邀請他們的時候有談條件嗎？
龍：不... 沒有條件，我只要求你來，我有一種自信，你來只要留上長一點的時間，你就會比較深刻的認識台北的文化的內涵，那任何真正的認識了台北文化內涵的人，他離開之後，台北就滲透到他的感情跟他的認知世界裡頭，自然而然的，那個東西會自然而然的呈現到他的作品裡，那麼台北就隨著他的筆或者隨著他的鏡頭，隨著他的畫，就走出去了。我不認為應該短視、短線的操作，你來就要命令你寫一本書，那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假的，那這種東西我寧可不要，我寧可這樣的靜水流深，做個十年。我特別重視大陸的作家來台北，那是因為在大陸現在的文化結構跟生態裡頭，影響力最大的是作家而不是藝術家，大陸的作家他來到台北，我不需要跟他做任何的特別的解釋，他只要到清晨兩點到誠品去站一下，他到台北之家去看個電影，跟侯孝賢聊天一下，他到紫藤廬去喝杯茶，跟蔡康永說說話，他走的時候帶著對台北的感情跟認識而走，我覺得就夠了。這個是要有耐心，要放長的線。

蔡：萬一他們在台北的經驗並不怎麼樣的話？
龍：沒有關係...有一次我記得大陸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他來台北之後，回去發表言論，說台北不過爾爾，房子也沒香港高，然後亂七八糟什麼的，我當時想這個人他的發言就很有影響，可是他為什麼會有那樣的發言？第一個、大陸的文化人來的時候都是隨團，我們這裡的人一定是把他安排幾個固定的點，一定是從一個飯局到一個飯局...永遠在吃飯，而且是在觀光飯店裡頭吃飯，一個禮拜下來就回家，你想想看他得到什麼印象？所以我現在只要求說，你來就住久，而且是大街小巷隨你去逛，回去之後，你得到的是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都可以，但是至少是比較貼近真實而且是深刻的。

【坐而言VS起而行】
蔡：其實看龍應台的書的時候，覺得她的閱讀範圍非常的廣博，而且這個閱讀累積成她對於這個世界的見解，可是當了文化局長的職位之後，她勢必要把她的見解，限制在某一個範圍之內，她的表達受到了限制，她的見解恐怕也因為實行上的很多困難跟挫折，而開始要接受考驗。當文化局長三年之後，你還同不同意這種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你當作家是坐而言，那當文化官員是起而行了，有不如這個狀況嗎？

龍：沒有，因為能夠坐而言的人，不見得能夠起而行，能夠起而行的人，不見得有能力坐而言。所以應該讓有能力坐而言的人，就專心的去坐而言，不要試圖去起而行，因為你能夠只是為言的人，想要辦法去變成行動者的話，你帶來了大災難；那麼只能夠起而行的人，你勉強去坐而言的話，那個書也是賣不出去的，所以這要是...應該是說各取所需，人適得其所。

蔡：那在龍應台的身上，到底是一個適合坐而言的人，還是一個適合起而行的人？

龍：這就是我現在碰到的最大難題...

蔡：是不是經過三年之後，開發出一些力量，是你本來以為自己沒有的？

龍：對...當然這個起而行的部分，三年前開始的時候，沒有任何人知道我有，包括我自己，所以現在大家都說，馬市長三年前真的是矇到的，那楊照他剛開始講，我還覺得有點難聽，但是我現在完全承認，他說我這個人是憨膽，笨得大膽、大膽的笨，那其實我現在百分之百承認三年前答應的時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來做什麼的，所以這三年應該是說完全是天上掉下來的巧合，竟然在某個程度好像起而行還可以，可是現在面臨的矛盾當然比三年前更大了，因為我還是能夠是一個可以坐而言的人，我是不是一定要繼續起而行。

蔡：台灣有一些作家變成了民意代表或者是官員之後，就不再寫作了，那你自己覺得經過這三年，寫作的慾望或者是閱讀的慾望，有改變方向或者是折損嗎？

龍：這三年之中幾乎完全無法閱讀，我一天工作十五、六、七個小時，回到家都已經像...用了一天的抹布一樣，就把它丟在那裡，但是我心裡的渴望很強，就是說坐牢的另外一個意義。所謂坐牢的意思是說，有一扇窗子關掉了，那再長期的關下去很可怕，人越變越小，而且你是做決策的人，你要決定台北市的未來發展藍圖的人，怎麼可以不知道別人的城市現在正在做什麼樣的思維？面對下一個世紀做怎麼樣的參考？這個國際的參考價值是絕對不可缺的。

【跟韓非魯迅比高下】
蔡：如果講寫雜文的話，龍應台說她寫得比魯迅好，這個我們先存而不論，可是她寫不過韓非子。我不知道這個作文比賽是怎麼算起？就是你什麼時候想到要跟先秦諸子比賽？

龍：你如果是任公子，你釣魚的時候是用五十頭牛去當你的餌的時候，橫的就是說，從西伯利亞到南非應該都是參考座標，那縱的話，韓非子也不過就是暢銷榜上的同行而已。你真的有氣魄或覺得有企圖心的時候，你自己作品拿出來你要比，你只比台灣島上寫作的人嗎？用中文寫作的是四分之一的人類的人口，你一定是跟所有這一整塊比，那你這樣的話就夠了嗎？你怎麼知道你寫的東西跟古巴的人現在正在寫的創作比起來是如何？你難道不該知道嗎？或者跟蘇聯他們現在寫的，從這些橫的座標是很明顯的事情，對不對？那縱的話，我是覺得有意思的是說，因為當我在重讀韓非子的時候，那個時候是也很震撼，就是他寫的東西，根本就是我在野火集裡頭，有很多的觀念是一模一樣的。再回去讀韓非子發現，兩千年前韓非子說的就是制度的問題，這種發現會讓我覺得這個座標，如果只看到這個時跟這個地的話，就是莊子所說的那個小泥潭裡頭的泥鰍...

蔡：那你其實是一個好勝的作家嘛，就是比方說你會想說：我比魯迅寫得好或者韓非子打敗我...

龍：沒有...那個是開玩笑的，說那個時候，我也忘了在什麼場合上，說魯迅的雜文不如我，有點半開玩笑的，因為魯迅在...尤其在中國大陸五十年來，他都是在神壇上被祭著的，當時前面一句話是說，我覺得魯迅的小說是不得了的一級，但是他的雜文不怎麼樣，我當時意思是這樣，那至於為什麼會說出他的雜文可能還不如我呢？有一個直接的原因，我記得當時剛剛重新看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之間，魯迅跟梁實秋之間的論戰，魯迅罵他是什麼資本主義的走狗啦，就是用非常的尖酸刻薄的人身攻擊的語言，那很明顯，這是雜文家不做的事情嘛，所以在當時有那樣一個說法，不是一個全面性的對比，而且這個對比沒有什麼意思。

【意想不到床頭書】
蔡：你這三年來的閱讀，主要是在尋求支撐下去的力量？比方說翻翻蘇東坡，然後想一下他悲慘的處境這一類的嗎？

龍：沒有，只有兩種。我的床頭放的是杜甫跟李白、蘇東坡的詩詞，這是讓我放鬆安慰我的，那另外有一疊書是...行政程序法、文資法，各種各種的法。

蔡：你在沒有做官之前不讀法條的嘛？這不是一個有趣的閱讀範圍...

龍：對...

蔡：所以讀了法條之後，有啟發新的閱讀樂趣嗎？

龍：有，我對法很有興趣，法的後面就有社會學跟哲學在內，所以你讀法條的時候，真的有讀出一些心得來說，原來是這麼回事才會訂出這樣...我很有進步喔，比如說我們自己在訂出市府版的文資法，我都可以挑出來前後矛盾的地方，是一門很有趣的學問。

蔡：你用來紓解壓力的方式是讀唐詩？

龍：對！讀詩。不只唐詩，我讀古詩，讀古人的小品，就是進入歷史，就是基本上離我現在這個時空越遠的，我越能夠得到紓解。

蔡：所以不可能再讀當代的？

龍：不讀，受不了，承擔不起，再加一根稻草我就會垮下來了。我有兩本書，是我每兩年會從頭到尾讀一遍的，一本是莊子，另外一本是英文版的聖經，那這是在我做官以前正常的狀態，那麼這個三年來，外文的書基本上就只減到偶爾翻的雜誌，就是書籍是沒有辦法看了，我進不去。因為我白天人整個縮起來僵硬，那所以真的是逃到古書裡頭去，大概逃避吧，逃到另外一個時空去吧，結合古代跟我現在的工作，比如說我讀宋朝的時候，作為首都的時候的都市規劃，就是說杭州在十二三世紀的時候，它的消防系統是怎麼做的，它的城牆石是怎麼做的，它的警報系統是怎麼樣子的...

蔡：所以相對於你在研究梁啟超的興趣來講，你也...我開始看到你在官方文章中，都會大量引用莊子，可是莊子顯然不是一個那麼有你討厭的使命感這三個字的一個知識份子，這是兩個極端嗎？就是你是在梁啟超與莊子這兩種典型中間掙扎的人嗎？

龍：對啊！要不然我就不會陷自己於這樣一個地步，進退兩難的地步，我一方面艱難在於我的儒家很強，覺得台北這個城市，你走到這個歷史的契機，機不可失，你要成為華文世界的文化中心就在此刻，而且要知道怎麼做；另外一方面，我是一個莊子的讀者，我是夏天到草原上採瑪格麗特，冬天去看雪，秋天去採果子，然後在半夜裡讀史記，第二天早上寫文章的人，所以這兩個有巨大巨大的衝突，進退維谷，所以當年的文人，所謂做官都是為了做事，那做事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做官，其實就今天而言，在某個程度上也是這樣的，你在文化局長這個官的位子上，能夠對這個台北城市的建設上所發揮的影響，遠遠的大於你在民間做基金會的執行長，或者是做一個報社的什麼人，今天也是如此，公權力的行使。所以在以前文人，有抱負的文人要做事而做官，這是儒家的思想，這個是入世的，所以這三年下來我自己覺得，政治是骯髒的，可是從政是高貴的，回到這個政治的核心，所謂從政是去管理眾人之事，台北市到底要不要真正的提升它的國際的規格？它到底要如何在兩岸關係上，透過城市的方法有所突破？它到底是不是能夠成為整個華文世界裡頭文化的火車頭？等等這些都是大事，可是政治很髒，那正因為它髒，你又願意進來做這些事情的話，那實在太高貴了，以至於高貴到連我都覺得，我只能夠做個三年，再多的高貴我也不夠了。

蔡康永 推薦

• 『下一個社會』 作者：彼得•杜拉克/著　 譯者：劉真如　 出版社：商周出版
  

  蔡：訪問龍應台的時候我們發現，雖然文化界有各式各樣創作的人才，可是要作為一個文化行政的人才，這樣的人在台灣並不是很多，因為你要做很多管理的工作，要溝通協調，要妥協的話，一定會傷害到本人的創作力。所以如果要講到做文化行政這種工作的時候，他要考慮的事情，其實會跟我接下來要推薦這本書有關係，我要推薦的這一本書是『下一個社會』，這位作者叫做彼得杜拉克，是管理學內非常重要的首席大師，他在裡面講的並不全部都是跟經營管理有關的事情，他把經營管理的範圍擴大到了所有需要經營管理的事情上。我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很多人以為公司才需要經營管理，可是實際上，國家也需要經營管理，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也需要經營管理。比方說文化局，我們從跟龍應台的談話過程中知道說，有很多事情，如果沒有做事的方法，沒有辦法達到效果。
  
  像彼得杜拉克就在書裡面講說，他說他有一陣子在巴西，他發現可以很快的夠推廣一些新科技的教育方法，讓巴西能夠大量的掃除文盲，讓很多人都能夠立刻認識字，可是結果這個計劃竟然被阻撓了，就被巴西的教師工會給阻撓了，他說全世界各國教師都有一個恐懼，就是如果新科技能夠讓學生那麼容易就認得字，不再需要老師的話，那老師要做什麼呢？所以這種獨占教育的權力慾望，會使得老師未必那麼高興能夠以高科技立刻就普及化這個認識字的能力。這種提醒，其實是在彼得杜拉克這本『下一個社會』裡面無所不在的讓我們有很多新的啟發。

  在『下一個社會』這本書的封面，我們當然還會看到一些聳動的題目，比方說第一行就寫了說：中國十年內將分裂！那這個在整個書裡面，其實只是占了一部分的章節而已，這個分裂當然讓很多台灣人讀起來，可能很興奮，好像說中國要完蛋了，彼得杜拉克不是這麼粗糙的推論者，他不會做出這樣子的結論出來，只不過他是依據他對世界各地的地區的觀察跟未來的瞻望的時候，他提到說中國地區的這些...比方說國產企業的沒有效率，國營企業沒有效率，或者是巨大的失業人口，這些都會造成中國地區將來有越來越多的%分區的可能性出現。那你如果對這種題目有興趣的話，裡面也有對於整個亞洲的觀察，或者是其他的對於別的國家的未來的將來推測。如果你對於彼得杜拉克向來就是個忠實的信徒的話，你當然不會錯過他這一本書，那如果你從來沒有讀過彼得杜拉克的話，這本書是一個不錯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