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模擬憲法法庭

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現身模憲法庭：盼給大法官刺激

　2016/11/20

何宇軒 / 台北報導

以「轉型正義」為主題的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在昨 (19) 日續行言詞辯論程序。上午的議程，首先由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出席陳述意見。這也是模擬憲法法庭舉行三屆以來，首次有非「模擬」的政府機關出席。薛化元表示，他願意代表機關來參加模憲，希望在體制外，給予體制內的司法院大法官刺激。

歷史學者薛化元原本也應邀擔任今年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的大法官。今年政黨輪替後，他應邀擔任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隨即向模憲法庭辭去職務。但關心台灣史的薛化元轉而以機關代表身分出席言詞辯論。他說，這次模憲法庭討論的題目都非常重要，但是司法院的大法官並沒有討論到。

本次模擬憲法法庭，併案審理兩件白色恐怖時期受害人家屬向「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請求補償遭拒，轉而向模憲法庭聲請釋憲的案件。案主是叛亂案的李媽兜、貪汙案的杜孝生；聲請人分別為立法委員黃國昌，以及杜孝生之子杜銘哲。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以「機關代表」的身分親自出席陳述意見。不過其他的相對機關，包括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國防部、立法院，則沒有代表出席「模擬」。不過，司法院長許宗力昨天到台大開會，也趁便到場向有大法官同事情誼的模憲法庭發起人許玉秀致意。

薛化元說，戒嚴體制基本上就是不認可戒嚴體制的安定性，所以才會規定解嚴後可以上訴，連戒嚴法這種對人權相對沒有保障的法律，都認可這次的案子有上訴審判的機會，而目前既有國安法卻剝奪這權利，所以有很大的問題。他認為，這些題目對他來說非常重要的，但是真正的大法官沒有討論到；今天參與模擬憲法法庭，正是希望可以在體制外，給予真正的大法官一些刺激。

上午模憲法庭另安排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鄧衍森、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到庭發，陳述鑑定內容並接受法庭與兩造訴訟代理人詢問。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鄧衍森在鑑定報告中，首先對於「轉型正義」的概念做說明，他說，把「轉型正義」倒過來說「正義轉型」，代表過去國家行使權力時，也同樣是在法律授權下表彰的「正義」；今天國家已經離開非常時期、回到正常秩序，「正義」在過去可能是對的，但今天環境不一樣、條件有很大更動，所以要把正義回復過來，就叫「轉型正義」。

此外，以立法方式所委託的機關（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來行使救濟權，這樣與權力分立的原則是否牴觸？是不是合乎憲政下的權力分立？鄧衍森強調，憲法法庭在做解釋時，不該陷入權力分立的迷思，況且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是三權分立的思維。進一步延伸來談，如果要對憲法解釋增進其釋憲功能的話，必定要超越權力分立，要在憲法授權下解釋憲法的正當性，法庭在解釋憲法時，要做的是如何表彰法治、怎樣回復到憲法應該有的秩序；法庭所做的解釋，是法的意志，不是法庭的意志，也不是大法官們的價值、偏好、或個人法學上的見解。

另一位鑑定人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俊宏，則從法學以外的面相來探討。他一開始先介紹聯合國關於轉型正義的意涵，強調轉型正義是要對社會面臨大規模濫權的遺緒，所進行的程序跟機制，所以在這個基礎底下，所謂的人權保障面向，像是真相權、賠償權、這幾個都是環環相扣的。轉型正義有幾個核心價值：真相、正義、賠償、如何透過制度性改革讓歷史不再重演，如果要獲得正義、沒有真相的基礎，沒辦法訴訟，如果訴訟過程中沒辦法對受害者進行補償，那也沒辦法讓受害者認為他的正義獲得回復；如果沒有對制度做有效的反省，那也沒辦法避免歷史重演。

所以，轉型正義在聯合國架構底下，從受害者角度來講，重點是如何獲得這四個面向的保障，像是個人有獲得正義的基本權、國家有擔負針對侵犯事實調查起訴以及偵查的權力；另外一個追求真相權是聯合國新興的人權，它強調對事件發生的成因、事件發生的社會環境跟條件，必須進行全面性的調查。

在國外實務上，像南非跟智利這幾年來，是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來進行，可以看到許多透過訴訟無法看到的問題，像智利真相委員會，就特別去指責法官在審判中，對行政官員做出太多的讓步，或是在詮釋法律時，太偏形式主義，阻礙法律做出適當的判決。

另外，還要重建受害者的公民身分，不只是賠償了事，要讓受害者被視為一個平等的公民來看待，如何讓他們從政治失語的壓迫中回復，這是轉型正義中重要的部分。最低標準是要承認受害者受傷害的事實，透過制度化的措施，認可受害者是一個具有平等公民權的權利主體，另一個希望達到的目標，是要透過轉型正義的過程，來恢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彰顯體制的可信賴度。

對於加害者，則要透過揭露真相，來確認加害者踐踏人權規範的事實，讓人民重新回復對於政治體制的信心。然而，對過去不法行為採取回復性措施，有沒有可能違反法治國原則？在聯合國對轉型正義的特別報告裡，特別指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要求、兌現可能已經做出的許多國際承諾，他認為這是很多國家在避免「有罪不罰」時，一個重要的策略。

回到國內來看，他認為，補償條例無法符合國際人權法的規定，補償的本質跟範圍、條例中的程序保障也都欠缺，雖然有人說台灣的轉型正義中，「補償」議題是相對做得比較好的，但是仍然看到有大量不被肯認的受難者，這些政治失語的人無法表達聲音，也無法獲得賠償，甚至沒辦法被承認是被害者。